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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范围内的保险立法之前（德国，1884年；奥匈帝国，1887年；瑞典，1891年；挪威，1894年；丹麦，1898年；法国，1898年；比利时，1903年；意大利，1905年；瑞士，1906年），为患病或残疾工人提供财政援助的重任主要落在了1848年后作为工人自助组织而成立的私人援助协会（freie Hilfskassen或sociétés de secours mutuels）上。在整个欧洲，工人的事故保护是一个混乱和重叠的网络，由薄弱的地方、国家和手工业组织组成，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不足以在少数和极度贫困的情况下提供超过最低限度的援助。

1871年6月7日的德国《帝国雇主责任法》（Reichshaftpfichtgesetz）规定了公司副手或代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直接造成意外死亡或伤害的赔偿条件。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拿破仑法典》以及德国的商法中，只有在工人证明有过失的情况下才能要求老板承担责任，通常要经过漫长而昂贵的诉讼。在老板保险不足或未能维持保险费的情况下，或者仅仅是在老板或保险公司拒绝支付的情况下，工人的索赔成为一纸空文。事故案件是被剥夺赔偿的工人的巨大怨恨的来源，而工厂老板则抱怨在自愿的私人保险制度下产生的沉重费用。

俾斯麦于1881年3月在德国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广泛全面的强制性“公共法律”事故、疾病、残疾和养老保险制度，并于1884年7月获得通过。德国的制度完全由国家管理，由帝国保险办公室（Reichsversicherungsamt）负责。国家承担三分之二的费用，老板通过雇主公司（Berufsgenossenschaften）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一开始，事故保险只覆盖最危险的职业，包括采矿、采石，当然还有钢铁等危险行业。所有从事工业劳动的德国工人最终都得到了保险，并且在完全残疾和丧失挣钱能力的情况下，得到了最多三分之二的收入赔偿。随后的修订将该法律扩展到农业、海运和运输业。

1887年12月，奥匈帝国效仿德国模式，推出了类似的强制性事故保险。事实证明，其他欧洲国家更不愿意将他们的制度建立在德国的强制模式上。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瑞士，它在漫长的议会辩论后批准了一个强制制度，但在1900年5月将其提交给全民公决，在那里它被压倒性地拒绝了。该法的反对者开展活动，将意外保险与德国的专制主义相提并论，甚至分发了数千条刻有字样的丝绸领带：“5月20日投反对票”。瑞士的公投成为一个象征，表明德国的制度及其家长式的专制内涵缺乏民众支持。到20世纪初，只有奥地利、匈牙利、挪威和卢森堡跟随德国的步伐，采用了国家管理的强制性工人保险。法国在1898年4月9日采用了私人保险制度，比利时在1903年，意大利在1905年。英国将私人强制保险作为1897年《工人赔偿法》（Workman’s Compensation Act）的一部分，并在1906年和1909年进行了扩展。美国远远落后于欧洲的发展；大多数州在1911年至1948年间通过了工人赔偿法，但自由贸易和自由劳动合同的力量抑制了任何严格的责任理论。

尽管国家赞助的保险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欧洲范围内的事故赔偿法体系的出现，相当于对社会风险和责任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工厂法在内的任何先前的劳动立法，劳动和资本之间关系的法律基础被保险法所改变。在这方面，德国的法律具有开创性，因为它阐明了这样一个原则：工业事故与其说是由工厂的设计或部分老板造成的，不如说是由工业劳动作的特殊条件造成的。尽管一些德国工业家要求在严重过失的情况下从根本上减少抚恤金，但即使这种修正也没有成功，因为它通过后门重新引入了雇员的责任。工人的过失只限于刑法规定的非法和有目的的行为，而对于管理层的过失——令工人组织感到失望——则完全没有责任。

通过从保险法中删除整个过失问题，德国法学界承认了自由劳动合同的基本不平等性。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故保险立法，正如许多同时代的人所认识到的那样，是对自由劳动合同的默许，即只有承认有关双方的基本平等，才能维持自由劳动合同。国家或社会应保证保护较弱的一方免受工业劳动动荡的影响，这一原则是对作为规范性和调节性原则的自由劳动合同的正面攻击。工资不再是对死亡或受伤风险的充分补偿。事故法是基于“社会风险的精算概念”，其中事故的原因被归结为劳动的社会性所涉及的更大风险，基于统计平均法，而不是个人过失。因此，雅克·唐泽洛（Jacques Donzelot）用所谓的工人的“法律上的重新认证”来补偿工业劳动的风险。对工业风险的实质性考察，掩盖了双方平等关系的正式原则，最终“国家作为道德秩序的监护人”的观念证明了这种风险的实质性。